中國改革 (4)產能過剩之源 

2016 0602 James Wu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中國鋼鐵與鐵礦砂交易出現暴跌,反映著不斷攀高的庫存、以及對此前三個月投機行情的回調 (圖一),暴漲暴跌不由分說的市場怪象從股市到房地產、到債市、再炒到鋼鐵,暴漲之後暴跌,一個接著一個,短期的市場行情無法有效反應真實的供需,不過拉長一點看行情,就能看出真實的產業情況。

圖一: 中國鐵礦砂港口庫存及價格走勢

Source: 2016 0524 工商 黑色星期一 陸鋼鐵、鐵礦砂慘跌

五月下旬中國境內的鐵礦砂價格開始激烈修正,五月份深圳二手房成交面積暴跌62%,很明顯的,五月九日人民網刊出權威人士的 “開局首季問大勢”的文章 澆熄了一波投機行情,同期間,澳幣重回貶值軌道,金價跌破每盎司1200美元,MSCI 新興市場指數也在五月份回檔並且落後全球指數,這些市場表現都只是重回市場的大波段軌道,如果看得清楚中國的產能過剩有多嚴重,就能知道炒作原物料的時機點過早了。

產能過剩之源

除了前兩篇文章談到鋼鐵產能過剩,以及二三線城市空屋率高之外,過剩產能的名單還有一長串 (圖二)。十二五規畫中重點發展的綠能產業、風電、太陽能面板,直到稀土、豬肉、黃小玉、綠豆、普洱茶,甚至拉菲牌紅酒 (圖三)、奢華餐廳,當初只要議題一炒熱,資金就不計代價湧入,推升價格鼓勵增產,隨後出現產能過剩,等到最後一隻老鼠沒了投機退潮,價格暴跌,留下低效荒廢的產能與重複浪費的投資,這是普遍且不斷重複發生的現象。問題是,為何在中國會出現一個接著一個產能過剩的行業? 為何許多產業一旦中國介入,很快就崩盤垮掉?

圖二: 中國產能利用率 下滑 (2008~2014)

Source: European Chamber (2016 02)

圖三: 紅酒指數 暴漲暴跌

這些頻繁發生的投機泡沫與產能過剩,與中國的發展模式脫離不了關係。中國雖然採用了資本主義市場化,但只學了半套,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的情況是,雖然有了市場交易,但供需法則經常受制於政策干預與錢權交易;雖然運用了資本力量,但將本求利的商業邏輯必須讓位給行政命令與黨的領導。這個大原則底下,再往下看,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政策,對於產能過剩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

針對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所歸結出的原則是,在後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中,如果政府效能高,由政府推動產業政策,可以帶來集中資源、長期規劃、階段性扶植新創產業的功效,其目標在加快拉近與先進國家的技術落差,這個模式在戰後日本、台灣、南韓都曾經對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發揮很大的功效,同時也提升了國家的技術水準,但這個發展模式套用到中國,則有不完全相同的結果。

中國的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十年是農村改革,主要是開放農民收成能夠私有買賣,幾年之內就扭轉了饑荒的困境,這個改革的效果非常大。第二階段的十年,來自深圳特區開始的加工出口模式,引進台資外資,運用中國廉價勞工、犧牲土地環境,創造了世界工廠,雖然如此,這些技術仍相當粗放,隨時可以外移到更廉價的生產基地。第三階段,中國參與WTO,加速融入全球供應鏈,並憑藉龐大的生產能量與具有潛力的市場規模,在許多產業領域取得競爭的話與權 (bargaining power),不過,相應而來的代價很多,產能過剩、泡沫頻繁、暴漲暴跌都只是冰山一角,甚至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是現階段中國模式所面臨的階段性挑戰。

深入來檢視中國的產業發展模式,與日韓台有著細微的差異,但產生很不同的結果。根據中研院瞿宛文等多國研究團隊的多年研究,透過逐一檢視中國重要產業的推動模式、政策成效、衍生問題,歸納出由政府指導型的產業政策,如果是在具有技術專業的官僚強勢領導下,而且是在產業發展的追趕階段,因為有前車之鑑可循,不需要太多的試錯摸索,有較大的機會有成效。跨國比較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強項在於規模巨大, 問題也出在規模巨大,使得管理上出現了落差。

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地方政府有相當大的決策權力,但中央控制著絕大部分財政權作為控制點,雙方形成特殊的競合關係,甚至被比喻成「實質的聯邦制 」。與日韓台由中央政府直接面對企業不同,中國逐漸形成一種多層級模式的產業政策,企業面對的招商主體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因利益目標不同而導致博弈行為,使得資訊傳達以及政策有效性有失準風險。就產業政策而言,由中央政府選定政策大方向,五年規劃總其大成,而各地方政府會朝中央立定的方向來競爭,當中央鼓吹要鋼鐵能源自主,各省政府就想盡辦法擴大鋼鐵煤礦產能,當中央提倡綠能,各省政府就拼命招商引資擴建太陽能面板廠、風力發電廠,這樣的競賽底下自然很容易產生過剩產能,當面對競爭下的淘汰壓力,中央的決策原則是只扶持最大的龍頭廠商,於是各地方政府莫不拼了命也要衝高到前幾名,繼續比賽擴增產能。

對照在市場機制底下,也會經常發生產能過剩,這是引發產業景氣循環的一個重要推力,但根據供需原理,自然要降低價格淘汰不具效率的生產者,讓產業重回平衡,所以除了特殊性質的產業例如 DRAM,一般較不會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但在中國,政策扶持介入下,市場機制無從即時發揮調控功能,就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的產業發生巨大產能過剩,廠商有政府當靠山,還很難淘汰。

這個現象,在戰略性物資行業非常明顯,在國家刻意扶植的高新技術行業也會出現。前者例如鋼鐵、水泥、煤礦、鋁、煉油、建材、稀土 (圖四),後者例如太陽能面板、風力發電,甚至還可擴展到手機、TFT LCD 面板,這些都已出現過剩產能,但國家隊仍大量注資其中。如果要延深思考,可以觀察到十三五規畫中的互聯網+政策,似乎也正在推動巨大的投機泡沫,上回談比特幣在中國礦工礦場瘋狂投入下價格暴起暴跌,也可放在上述的架構底下來思考,為何許多行業、產品,只要中國一投入,很快就泡沫崩盤。

圖四: 戰略物資的產能

Source: European Chamber (2016 02)

除此之外,中國政府主導市場之下其所衍生出的諸多制度性效果,同樣都在中國擴大產能過剩的過程中發揮巨大影響力。例如在政策主導一切的思維下,中央登高一呼,所有地方政府、企業、乃至資金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全面性配合政策作多,加上央行超寬鬆的擴大貨幣供給、乃至救市期間拋出來的幾十萬億新增貸款,都大比例投入了國家隊 (國企) 的擴張,金融機構本該發揮的風險評估控管角色,同樣也在政府一把抓的邏輯底下,全力配合政策,貸款流向央企、國企、或土地投資,造就了一波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與產能泡沫。

上述的研究結論,當然也有例外,例如高鐵產業,是由中央鐵道部推動,降低了多頭馬車爭相競逐卻缺乏淘汰機制的問題,僅有南車、北車的競賽,在十年內靠著龐大的高鐵建設經驗、與巨大市場帶來的談判力,迅速取得了合作廠商的關鍵技術,目前中國已經能輸出高鐵建設,與日本的新幹線系統在國際市場上激烈競爭中,至於鐵道部權傾一時缺乏制衡所產生的貪腐醜聞就非本文討論重點。

產能過剩何解 ?

去產能?  過剩的產能當然要處理,問題是該怎麼處理? 如果是靠政策決定該留多少產能,靠政策決定誰該淘汰,靠政策決定怎樣的速度來淘汰,那就是鋸箭法,並沒有解決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只是以行政之手試圖打消過剩產能,這樣的效果不會太好 (圖五),而且還是會有一個接著一個的行業繼續追隨政策風向來擴大新行業的產能。所以關鍵問題,在於能否拿掉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上一段所講的產業政策競爭機制的缺陷、國家介入市場過深的問題。

圖五: 政府頻繁介入調控產能 問題卻越來越多

Source: European Chamber (2016 02)

一帶一路?  根據官方說帖,這個國家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消化境內的過剩產能,不過中國產能過剩的效果早已外溢到全球,期待靠國外需求來消化過剩產能可能太過樂觀,加上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亞國家的市場規模都很小,全部合起來恐怕還不如中國一個省分的需求規模,地理環境的條件也不允許出現類似中國沿海的大規模建設浪潮,即使真的成功開發建設所能消耗的原物料產能很有限,但在大建設的政策風向下, 反而很可能鼓勵繼續擴產,就如同幾年前的大西部計畫一樣,成為產能過剩與鬼城的推手。

徹底解決產能過剩的方法,許多專家都已講過,該讓市場發揮力量,行政與政治之手要放開,這個道理不難理解,但在中國體制底下恐怕很難達成,這不光是經濟問題、產業問題,而是難解的體制問題。

調整過程的社會穩定需求

產業的整併調整,過程必然產生勞工與社會的痛苦,這在任何國家都會發生,如果能在問題不太嚴重之時,就讓市場之手發揮功能,加上一定的社會安全保障機制,可以降低調整的痛苦。美國的汽車業、金融業在金融海嘯期間幾乎面臨全面性破產,但大刀闊斧的調整,該破產的破產、該整併的整併,如今存活的企業已經重新站上世界競賽的舞臺,美國的失業率也跌回5%以下,從這個經驗可以看出美國式市場經濟的調整彈性與應變活力。

 

相對而言,中國產能過剩已經累積得非常嚴重,需要調整的規模龐大,而社會保障機制卻嚴重不足。除了前述的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之外,中國全國的電解鋁需求每年約720萬噸,而目前的產能是1100萬噸,產能過剩超過50%,真要調整則影響規模非常大,過去兩年期間,政策開始緩步緊縮產能,就引發激烈抗爭,2014~2015年勞工糾紛事件已經翻了好幾倍 (如圖六)

圖六: 中國的勞工抗爭升溫

Source: 2016 03 The Economist

 

 

社會穩定問題在中國特別敏感,因為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仍缺乏民意授權,只靠著隱性社會契約來維持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也就是政府承諾保障人民的經濟生活與發展前景,從而換取人民對政府片面統治的不反抗。這個前提底下,期待大規模、有效率的供需調整也就不切實際,但問題不解決,不但中國的發展潛力會受阻,效應也會蔓延到全世界,崩跌好幾年的原物料市場、受創的新興國家經濟表現、全球貿易量衰退、乃至亞洲國家貿易負成長,都與中國的經濟降溫與結構調整脫離不了關係,而問題的根源,正是中國模式面臨發展的瓶頸、調整又有困難,這將會是個漫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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